地方债务不能再让全民兜底(2)

　　例如，媒体日前报道的云南公路开发公司，总资产1314亿元，负债1015亿元，成立五年来合计才实现8亿元利润，根据规划十二五末也仅能实现利润10亿元。类似的平台贷款如果出现问题由中央兜底，就等于是为地方政府不顾实际的大干快上式的政绩工程背书，形成“老实人吃亏”、“坏孩子受奖赏”的结果。

　　二是鼓励银行进行冒险，打击那些认真进行风险评估的银行。银行放贷谋利并没有错，但是要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如果中央为那些最终出了问题的鲁莽贷款承担损失，就会破坏银行改革成果，为下一轮更大坏账的形成埋下伏笔。

　　因此，从巩固改革成果、严肃地方财政纪律、树立预算硬约束出发，地方财政的问题应该通过财政方式解决，再也不能走倒逼货币政策的老路了。未来解决银行金融风险，应该从流动性方面援助地方政府，而不应该以中央兜底的方式来救融资平台并间接救助银行。

　　笔者建议，融资平台的问题原则上应由地方政府负全责，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变卖资产、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偿还一部分债务，剩余不能解决的部分，可以在中央预算中建立一个特别基金向其提供流动性援助，地方政府向这个基金窗口申请援助时，应该与往后年度的转移支付进行挂钩。

　　从理论上看，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用发债所得偿还银行贷款，最为直接方便。但是，地方政府债市融资在操作上预料会困难重重，在平台资产负债状况已经恶化的情况下，平台无法成为发债主体，因而只能以政府为发债主体，但这又要求政府提供可信的全口径财政数据，而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做不到这点。在那些允许地方债存在的国家，其资金多用于经常性开支，以税收偿债，因而账目简单明了。对中国来说，地方政府深度介入经济活动，但资本经营预算非常不完整，多数地方政府连静态的全口径财政状况都是一笔糊涂账，一旦土地泡沫破裂，更是无法编制出包括税收、土地出让金、资本经营收益在内的全面预算，缺乏发债所需的信息，资信评估就无法进行。

　　在发债面临技术性障碍的情况下，不妨先利用中央财政透明度高、负债比率仍可控的优势，在中央预算中建立一个特别的基金间接解决问题。该基金可由财政拨付和发行特别国债筹集，地方政府遇到当地平台发生偿付困难时，可以向该基金窗口申请借款，如果风险是流动性风险的话，这笔钱日后归还，如果是实质性损失，地方政府的借款将在未来年度的转移支付中被抵扣。在地区公平前提下，还可视情况调整中央地方的分配，通过普遍上调转移支付数量，缓冲抵扣后地方财政受到的影响。

　　建立这样一个窗口的好处在于它透明、规范，对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和银行都能形成硬约束，既避免倒逼货币政策、全民埋单的恶劣后果（历史上央行给地方的再贷款很多有去无回），又避免了地方政府和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地方政府为偿还融资平台债务必须付出明确、可计算的成本，倒逼其紧缩开支，这利于其养成量力而行的习惯。而硬约束下，地方与银行谈判也会更加积极，部分违约或坏账不可避免。这样，银行既不会陷入危机，避免了对实体经济的重大冲击，避免了耗费社会资源去救助，又不会毫无损失，这对约束其鲁莽习气，引导其走上规范化经营的正途大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