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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务不能再让全民兜底

证券时报  2011年07月12日

 

  地方债务问题目前正在持续发酵。银监会、央行、审计署先后公布了不同口径的地方债务总量,尽管统计结果存在差异,但债务总量之大无疑。这些巨量债务的违约风险、对银行体系的可能冲击,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担忧。

 

  这些地方债务从今年底将逐步进入还本高峰期,从目前情况看,部分违约难以避免,必须尽早为之找到合适的处置方案,以免到时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目前的建议方案以拷贝上一轮国有银行大规模坏账处理经验为主,此外,也有人建议实行央行代偿,有的则提出资产证券化方案。在笔者看来,上述方案均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剥离、出售、外汇注资是上一轮银行坏账处理模式的三个基本环节。从事后看,这一轮银行体系的重整总体上比较成功,但代价极为巨大。说其成功,是因为它以较快的速度解决困扰银行的巨额坏账问题,为后续的改制上市赢得了时间,但这一处置方式付出的代价极为巨大,一是资产剥离和出售过程中,保全效果不理想,国资损失严重;二是以巨额外汇补充银行资本的做法,相当于以通货膨胀方式由全民为银行经营不良买单。

 

  央行代偿方案,是更为直接的坏账货币化,绝不能再尝试。资产证券化方案,看上去有所创新,但实质上无意义,因为证券化只能解决资产的流动性问题,并不能消除信用风险,银行将那些可能成为坏账的贷款打包出售,市场会直接给出大幅折价,因而这种财务技巧无助于银行避免损失。

 

  在设计应对新一轮潜在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处置方案时,要考虑到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完成后经济环境乃至债务性质的变化,不能刻舟求剑,复制旧模式。处置方案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有利于严肃地方财政纪律,预防道德风险。

 

  十几年前,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未完成,银行和国企均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实体。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银行坏账,一部分是通过行政手段向国企发放的“政治稳定贷款”,一部分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财政刺激计划的配套资金,例如配合西部开发而发放的基础设施贷款。当时,银行充当的是第二财政角色,采取全民为之兜底的方式(剥离等于全民买单,外汇注资等于以铸币税形式给银行输血)处置这些坏账,虽然留下诸多后遗症,但理论上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尽管腐败因素造成的坏账也同时被老百姓一起兜底承担了。

 

  这一次地方债务大跃进的情况与上一次有很大的不同,今天银行和国企均已改制完毕,虽然其独立性还不理想,但大致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此轮大放贷中,虽然地方政府可能施加了一定的行政影响,但更多的是银行在利润驱动和中央政府隐性担保诱惑下的自利行为。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不良资产如果仍然要全民兜底,不仅理论上毫无根据,而且还会强化两个层面上的道德风险:

 

  一是形成地方倒逼中央,坏孩子受到奖赏的后果。这一次许多地方融资平台敢于不顾自身的资产负债状况和未来盈利前景,大手笔向银行借款,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日后出现偿付危机时中央政府不会撒手不管。正是这种“倒逼”机制,使得一些根本没有现金流的项目,或者预期利润极低的项目,也敢于向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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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2 |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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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债务问题目前正在持续发酵。银监会、央行、审计署先后公布了不同口径的地方债务总量,尽管统计结果存在差异,但债务总量之大无疑。这些巨量债务的违约风险、对银行体系的可能冲击,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担忧。

 

  这些地方债务从今年底将逐步进入还本高峰期,从目前情况看,部分违约难以避免,必须尽早为之找到合适的处置方案,以免到时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目前的建议方案以拷贝上一轮国有银行大规模坏账处理经验为主,此外,也有人建议实行央行代偿,有的则提出资产证券化方案。在笔者看来,上述方案均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剥离、出售、外汇注资是上一轮银行坏账处理模式的三个基本环节。从事后看,这一轮银行体系的重整总体上比较成功,但代价极为巨大。说其成功,是因为它以较快的速度解决困扰银行的巨额坏账问题,为后续的改制上市赢得了时间,但这一处置方式付出的代价极为巨大,一是资产剥离和出售过程中,保全效果不理想,国资损失严重;二是以巨额外汇补充银行资本的做法,相当于以通货膨胀方式由全民为银行经营不良买单。

 

  央行代偿方案,是更为直接的坏账货币化,绝不能再尝试。资产证券化方案,看上去有所创新,但实质上无意义,因为证券化只能解决资产的流动性问题,并不能消除信用风险,银行将那些可能成为坏账的贷款打包出售,市场会直接给出大幅折价,因而这种财务技巧无助于银行避免损失。

 

  在设计应对新一轮潜在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处置方案时,要考虑到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完成后经济环境乃至债务性质的变化,不能刻舟求剑,复制旧模式。处置方案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有利于严肃地方财政纪律,预防道德风险。

 

  十几年前,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未完成,银行和国企均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实体。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银行坏账,一部分是通过行政手段向国企发放的“政治稳定贷款”,一部分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财政刺激计划的配套资金,例如配合西部开发而发放的基础设施贷款。当时,银行充当的是第二财政角色,采取全民为之兜底的方式(剥离等于全民买单,外汇注资等于以铸币税形式给银行输血)处置这些坏账,虽然留下诸多后遗症,但理论上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尽管腐败因素造成的坏账也同时被老百姓一起兜底承担了。

 

  这一次地方债务大跃进的情况与上一次有很大的不同,今天银行和国企均已改制完毕,虽然其独立性还不理想,但大致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此轮大放贷中,虽然地方政府可能施加了一定的行政影响,但更多的是银行在利润驱动和中央政府隐性担保诱惑下的自利行为。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不良资产如果仍然要全民兜底,不仅理论上毫无根据,而且还会强化两个层面上的道德风险:

 

  一是形成地方倒逼中央,坏孩子受到奖赏的后果。这一次许多地方融资平台敢于不顾自身的资产负债状况和未来盈利前景,大手笔向银行借款,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日后出现偿付危机时中央政府不会撒手不管。正是这种“倒逼”机制,使得一些根本没有现金流的项目,或者预期利润极低的项目,也敢于向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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