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明论道“新型城镇化”：优先发展大城市

　　“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建议优先发展大城市。”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学院责任教授蔡继明近日在成都考察表示。

　　中小企业发展的成都样本

　　“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在任何国家中小企业都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蔡继明表示。

　　近日，蔡继明考察了成都本地的三家企业。“成都在扶持高新产业和中小企业方面的力度很大。”这是蔡继明昨日最大的感受，“参观过的几家企业都会提到市政府和市经信委给予他们的政策扶持，这很难得。”在与企业座谈时，蔡继明听说市经信委对科技企业申报国际认证也会给予补贴时，兴致很高，与同行的成都市经信委巡视员周永章相谈甚欢。尤其是在听到周永章介绍到成都市经信委每年在扶持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的资金有数亿元之多时，蔡继明非常赞赏，“科技型企业在进行融资担保时，受限很大，毕竟他们没厂房没地，但是成都能够从政府的角度为他们提供扶持，这是非常难得和有效的。”

　　不仅如此，蔡继明对成都工业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土地、用工等政策也非常关心，周永章为他一一解答。周永章介绍，成都当前的新增工业用地计划是实行全市统筹的办法，根据成都“一区一主业”的原则，以及成都市总体产业规划来进行统一分配，“要让有限的土地得到最好的应用，因此成都的新增工业用地是由市经信委来统一安排。”

　　通过昨天的考察，蔡继明了解到成都有很多的优惠政策，不仅针对中小企业，还有大量的科技型企业，“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值得肯定和宣传的，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些政策，这是适应国家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

　　不过蔡继明也提到，新型城镇化在对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对中小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小企业要更快更好地发展，要使自己的企业发展融入整个社会发展当中，从而更好地用好政府的优惠政策。”

　　成都最有条件成为千万城镇人口城市/

　　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是什么？蔡继明说，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这四化里边关键是什么化？我认为关键是城镇化。”

　　他认为，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农业现代化虽然落后，但原因是大量的人口还滞留在农村。即便相当一部分农民已转移到城市，但是这些人并没有真正切断和农村土地的联系。蔡继明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民人均土地经营规模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家一户平均7.5亩地，只相当于美国的400分之一，韩国日本的1/4。“凭借这么狭小的土地别说实现现代化，连机械化也实现不了。所以农业现代化落后原因是因为城镇化滞后，“四化同步”当务之急是加快城镇化进程。”

　　蔡继明举了个例子：如果一个农民真正变成城市居民，他的消费水平会提高四倍，并为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国内市场。“21世纪有两件大事会改变世界的面貌，其中之一是美国IT高新技术产业，另一件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据蔡继明预测，要解决半城镇化的问题，2030年中国要解决4亿农民工及家属进城落户的问题，使城镇化率真正达到65%；2050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城镇化率至少应该达到80%。这意味着从现在起，未来40年将有4亿农民变市民，“这也就难怪中国城市化会影响世界进程。”

　　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在昨天的演讲中，蔡继明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在现行土地制度中，存在征地范围扩大、补偿标准过低、侵害农民的土地权益、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问题，也阻碍着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因此他建议用新的土地管理制度来促进新型城镇化。

　　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加快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蔡继明特别提到天府新区的巨大作用：天府新区规划有利于推动成都聚集千万城镇户籍人口。“我说的是城市户籍人口，没有户籍也行，但是一定要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蔡继明认定，“在变成千万（城镇）人口的城市里边，成都恐怕是最有条件的”。

　　巅峰对话：产城融合之路/

　　当前，成都正处于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之下。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就需要强大的产业支撑。

　　对此，蔡继明表示赞同。他认为，新型城镇化应当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因为强大的产业支撑中间，现代制造业、特别是实体经济发挥的是基础性作用。实体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能够带来人口的聚集，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才能有效发挥出来。当前，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已经成为西部城市谋求产业规模扩大、甚至倍增的重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有原则、有选择，也就是有所取有所舍。要选择那些低能耗产业，科技型、创新性企业，特别是抢占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在承接产业的过程中同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成都是西部的特大中心城市，理应肩负起更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在蔡继明看来，成都不仅有条件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还应当进一步向西开发，向欧亚大陆发展、“要应对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应当坚持沿海和沿边开放双管齐下。”在沿边开放战略中，西部地区必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中，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承东接西”的重要节点。

　　成都本土学者陈家泽，长期关注成都及周边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城镇化的过程是自然演进的过程，其中要素的集聚是由市场规律来推动的。成都能够成为西部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这本身就表明它的要素集聚效率是比较高的。”不仅如此，成都GDP在西部城市名列前茅，在全省的大盘中占到三分之一、甚至更大比例；成德绵乐的整个经济体量远远超过国务院批准的西安天水经济区；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先生曾经在一个课题中将成都看作西部的引擎城市——这些都说明成都在西部地区的引领地位。

　　但新型城镇化应当和新型工业化、产业支撑的建立融合起来，也就是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要融合起来。他认为，所谓的“产城融合”，包括产业发展和城市空间布局的融合，和人居环境的融合，和城市功能配套的融合，和公共基础服务的融合，这样才能让进入城市的人们能够安心居住，实现真正的新型城镇化。“我认为，成都这方面可以起到引领西部的作用，有条件、有基础实现领先发展和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