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建部：房价上涨不能简单归咎于调控不力

　　供需失衡致一线城市房价上涨

　　北京、上海等调控政策最严格的一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今年房地产市场回暖力度极强。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月份我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房价同比涨幅都超过了20%。

　　秦虹分析，目前，在我国657个设市城市中，多数城市房价仍比较平稳，房价明显上涨的主要是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绝不代表全国。

　　秦虹指出，此轮房价上涨与2005年、2007年及2009年的三次房价明显上涨有很大不同，投机投资性需求不再是主要推手，自住性需求，特别是刚性需求量较大。“2011年新‘国八条’实施之后，全国49个城市实施了限购政策，这些政策在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限购、限贷的城市房价仍在上涨，只能说明市场供应难以满足自住性需求的增长。”

　　为什么一线城市与部分二线城市的住房供需矛盾会如此紧张？

　　秦虹分析，从需求角度看，大城市人口聚集规模较大，特别是年轻人增长比较快。以北京为例，2011年北京市新增常住人口接近60万人，其中20至39岁的青年人占比达到62.8%。与此同时，受房价预期影响，近一年来，购房年龄更趋于年轻化。

　　相对于需求增长而言，住宅供应量明显不足。到8月份，北京、上海两个每年常住人口增加最大的直辖市，新开工面积还是有近10%的负增长。客观地讲，这几年大城市人口增长多，但拆迁难度大，住宅用地计划完成比例偏低，再加上开发企业在面对调控需求的政策时开工更加谨慎。这些都使供求关系发生失衡，供不应求的代价就是房价上涨。

　　房价上涨不能归咎于调控不力

　　回顾近几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限购、限贷、限价、房产税试点、二手房征20%个人所得税等组合拳频出，力度已经不小。为何调控效果与百姓预期仍相差甚远？

　　秦虹认为，自2010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基调，是在住房市场上抑制投机需求、满足合理需求。这有利于缩小在住房资源占有和消费上的不平衡，对解决目前住房存在的主要矛盾，针对性比以往更强。

　　“部分城市房价上涨明显，是众多社会问题的集中表现，其背后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调控政策不力，尽管调控政策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秦虹说。

　　首先，大城市房价高企是区域、城市发展不均衡的必然表现。目前，大量刚性购房需求集中于东部中心大城市，造成住宅供应压力极大。这对下一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多更好地发展次中心城市，科学发展城市群，提出了紧迫的挑战。

　　其次，房价明显上涨也是一种货币现象。在货币资产保值增值渠道少、实体经济发展减速等情形下，人们把对居住条件的改善与私人财富累积的需求叠加在一起，买房愿望特别迫切。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如何解决居民货币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增加更多的投资渠道也是缓解购房需求压力的重要方面。

　　再次，房价高企又是社会管理和法律制度亟待完善的表现。住房不仅是解决住的问题，还捆绑了社会功能，使本应是先租后买的住房梯级消费变成了必须买房的需求，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例如，在各大城市，学区房价格上涨最快，为什么？主要是不买房就不能落户解决小学生就近入学的问题。再有，租房稳定性差，居住管理、租房管理等法律制度还不完善，所以人们不愿意租房更愿意买房。

　　此外，房价高企也受到土地供给制度的影响。地方财政各种资金需求都对土地收益依赖过大。如果商住用地的供应量不足且价格持续上升，又怎能让房价下降呢？

　　以上这些房价高企的背后原因，又有多少是调控政策能够解决的呢？“恐怕既需要完善调控政策，也需要更广泛深入的改革才行。”秦虹说。

　　下半年房价涨幅应有所收窄

　　秦虹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正处于换挡阶段，此时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不断增加协调性与针对性。信贷手段灵活性强，应坚持体现差别化，支持刚需，限制投机；土地调控最为直接，在房价上涨明显的城市，应加快采取增加住宅用地供应，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缓解供求矛盾；税收政策是维系房地产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一项基础制度，应尽快完善有关房地产的税收制度。

　　关于社会普遍关注的房产税，秦虹说，严格定义的房产税是每年对拥有住房资产的所有者按房屋当年的市场价格的一定比例全面开征，其对调节市场供求有三大效果：一是可以调节住房资源占有的不平衡。二是可以有效地调动社会存量住房的使用。三是相较于一次性征收的土地出让金，房产税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加稳定、持续的税源。

　　不过，秦虹也坦言，我国对于个人住房开征房产税仍在起步阶段，目前正在试点探索，全面地、并一步到位地开征房产税有难度。

　　对于下半年的市场趋势，秦虹分析，下半年住宅供应量应该比上半年大，房价基数也比上半年高，因此下半年的房价上涨幅度应有所收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