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聚军：新型城镇化要力避“居住隔离”

　　居住隔离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巨大屏障，也阻断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国际高尚生活社区”、“尊贵欧陆风情社区”、“少数人的府邸”……近年来，各式各样的地产广告充斥城市的大街小巷，透过这些“响亮”的广告语，折射出一种社会现象：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原有的各阶层“混居”格局正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为各阶层量身打造的专属社区。

　　从国际经验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劳动分工和阶层分化，城市居民在生活与居住空间上随之分化。如果这种分化一旦朝着“极化”的方向演进，就会脱离良性轨道，甚至引发居住隔离现象的产生，即由于种族、宗教、职业、贫富差距、生活习惯、文化水准等原因，导致不同社会群体居住在不同社区中，进而产生隔离、歧视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在住宅商品化过程中，通过房价的过滤作用，中国各阶层在居住模式和区位上出现了明显分化，居住隔离现象初现端倪。大批高档住宅项目开始出现，逐渐成为“富人区”；一些生活设施和居住环境较差的旧街区，逐步成为低收入群体的聚集区；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则成为流动人口的聚居区；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往往出于成本考虑而选址于城市边缘地区，加剧了居住空间的分化与隔离。

　　在西方国家，作为一种与城镇化相伴而生的“城市病”，居住隔离现象严重阻碍了社会群体间的良性互动，固化和放大了种族、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向来被视为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在美国，居住隔离被认为是种族对立的基本景观反映，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裔聚集的贫民区，向来是高犯罪率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代名词；在法国2005年爆发的大规模骚乱中，巴黎市郊的中东、北非移民聚居区等“敏感街区”，是主要策源地和重灾区。无独有偶，作为2011年伦敦大骚乱主要策源地的托特纳姆大区，也是伦敦最大、最为集中的保障房和外来低收入移民聚居区。

　　随着中国城市居住隔离现象的逐渐显露，其弊病也开始显现。一方面，居住隔离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巨大屏障，也阻断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往往也是公共管理的末梢部位，容易滑向“问题街区”，甚至成为滋生犯罪和群体性事件的高危区。

　　从一些国家的教训来看，如果不加以有效的疏导治理，城市的居住隔离现象将有可能固化。因此，为了社会和谐以及城镇化的健康推进，应构建相应的治理与缓解措施，如城市规划中强调公共利益本位的回归、强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倡导多元混居的异质化社区、制定合理的人口容量和分布战略等。另外，在保障房政策推进过程中，应避免将各类保障房集中于某些特定区域，人为形成新的居住隔离。目前，国内一些城市将保障房选址于商品房聚集区，同时在一些商品房楼盘中混入部分保障房，这种区位和楼盘的双重“插花”式布局值得总结推广。

　　总体而言，多元混居的异质化社区，应该成为城市的基本居住格局。它包括社会阶层、土地使用功能及建筑样式三个基本层面的混合，本质上是为阶层间的良性互动搭建公共平台，对于治理居住隔离具有最直接的政策意义。

　　（赵聚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