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房价不能依赖“限购令”

　　近期房价调控效果出现地区差异，部分二线城市房价出现逆势上涨局面，国务院日前提出，“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也要纳入限购范围”。根据数据报告，50个未限购的二三线城市有26个城市成交量上升，没有一个城市房价下跌，特色题材炒作下的“诱涨”、限购需求挤出的“助涨”、较低价格基数上的“追涨”等成为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8月14日《新京报》）

　　目前这种状况主要是楼市限购令的“后遗症”。由于一线城市的限购，大量的投机需求被挤压出来，投机资金则如水般由高向低流向二三线城市，甚至是房价更低的县镇级别的地区，相应地也将这些地方的房价抬高。如今，二三线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已经引发公众的担忧和疑虑，担心楼市调控再次变成“空调”，致使居民购房的成本持续增加。

　　从放出的风声来看，如果市场没有出现大的变化，那么将部分二三线城市纳入限购的可能性极大。然而地方政府对实施“限购令”的兴趣并不大，甚至因为关系到土地财政得失，普遍存在着抵触心理，这从限购范围迟迟未能扩大即可看出端倪。由于今年的经济已经步入下半场，在通货膨胀压顶、经济结构调整迟缓、外围经济复苏不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下，后继政策势必愈发趋于谨慎，而且很有可能会陷入两难境地，导致部分政策出现反复，楼市调控政策即是其中之一。

　　毋庸讳言，“限购令”是把双刃剑，虽然能迅速发挥效力，通过压抑住投机需求，来达到限制价格上涨的目的。但是，也要看到，各地所推出的楼市“限购令”，不仅版本各不相同，往往还附加了许多条件，诸如户籍、个税缴纳年限、居住期限等等。这些地方的“限购令”在压抑住投机时，也因附加条件严苛，抬高了购房门槛，致使部分自住需求者被“误杀”。而在保障房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买不起房的消费者只得涌向租赁市场，导致租房市场短期内过热，变相推高了房租。

　　更为重要的是，“限购令”加深了户籍鸿沟，使本已逐步淡化的户籍观念再次抬头，部分地方更是借机限制外地人进城，大肆宣扬“排外”的地方保护主义。这种与时代发展所相悖的做法，居然因楼市调控形势所迫，在“限购令”的合法名义下借尸还魂，实在令人感慨万分。

　　要想达到楼市调控效果，又能减少“误杀”几率，就得对当下的“限购令”加以调整，同时辅助于房产税，方能如愿所偿。否则，仅仅依赖于“限购令”，只能短期压抑房价，一旦“限购令”取消或放松，就会出现报复性的反弹。未来的“限购令”应当抛弃户籍限制，改为居住地管理；不能单纯考核个税，应改为家庭综合纳税。同时，基于提高炒房者持有成本的房产税，必须尽快出台，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以加大投机者的炒房成本，不敢长期囤积，从而改变房价上涨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