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业淘金地方债政信合作激增六成

　　风险与监管难挡诱惑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信托业内人士均表示，尽管政信信托产品，在有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背景下，风险点相对于其他领域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并不能代表没有风险，尤其是对于信托公司而言，政府破产法是不可能出台的，此类产品的风险都是由信托公司自担。

　　“如果信托公司的交易对手是三四线城市、县级城市就会比较危险。因为这些地方政府的财力不够雄厚、不讲信用的程度比较严重。”专家进一步分析称。

　　尤其是在463号文颁布之后，明令要求政信合作项目禁止政府违规担保、规范通过BT方式为法律和国务院允许之外的政府项目融资等。信托公司在发行政信类产品时，更是少了一层保护膜。为增信，在大部分政信类产品中，均加入了土地抵押的条款。

　　在土地不断增值的背景下，以土地进行抵押，貌似政信类产品真的有了保证，然而，前述不愿具名的某信托公司高管则告诉本报记者，“很多用于抵押的土地其实是储备用地，而不是能够完成招拍挂手续的用地。现在银监会一再重申，储备用地是不用再抵押的，卡得比较紧了。所以，有的地方政府就会和土地交易中心合谋，将一些已经拿到的地进行多次抵押。合规的程序应该是政府先拿出钱来通过融资平台拍下这块地，再拿地进行抵押融资，但政府本来就是缺钱的，怎么可能拿出钱来将拍到的土地再用来抵押呢？”

　　对于记者提出的以土地进行抵押的政信类信托产品，如果届时真的出现兑付风险，是否可以将抵押土地拍卖，前述方正东亚信托人士这样答复本报记者：“只能说是从法律上来说可以。”

　　尽管如此，似乎这些并不妨碍信托公司对发行政信类产品的热情，而地方融资平台在巨额的融资冲动下，也不可能放弃这样一种更为便捷的举债方式。

　　“虽然一面是审计署审计，一面是银监会风险提示，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是分权的，中央和地方要让利；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地方平台融资发债不受限制。”前述不愿具名的某信托公司高管向记者透露，“一块地从收储到招拍挂，最后到卖给开发商，这其中60%的钱都会被政府拿走，这么高的利润，地方政府自然会乐此不疲地进行融资。”

　　累及地方债务安全

　　业内人士分析，近年来区县级政府信托融资依赖性不断增加，自身资源调度及财政实力薄弱、地方融资平台隐形债务问题凸显，可能将引发流动性风险在小区域内集中爆发，进而波及地方融资平台整体资金链条，对整体宏观经济运行十分不利。这也是全面审计政府性债务问题的重要原因。

　　“政信信托确实给地方债务造成了一定压力，因为有些项目会有地方政府的担保。”用益信托分析师帅国让在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过，专家则认为，无须过度放大政信信托产品对地方债务安全性的影响，因为在整个地方债务份额中，政信合作信托所占的比重其实是很小的。“在地方平台债务当中，有银行贷款、银行理财金、城投债，这些占据的份额才是大头。其中，地方平台发债的额度要远远高于政信信托产品的规模。”

　　尽管如此，随着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重新被市场关注，信托作为主角之一，还是被卷入漩涡当中。这从近期监管层对部分信托公司的风险提示和窗口指导即可看出。

　　“这说明，中央政府在有意放缓政信合作信托的发展速度。”帅国让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的监管主要是报备制，但有些时候，会对某类产品或某些信托公司进行特别的监管，包括报批、调查等。”

　　所以，“监管尺度是可以有松有紧的。如果提示风险效果不佳，不排除下一步会出台更为严厉的手段。”前述不愿具名的信托公司高管表示。

　　而为了防范平台公司的债务风险，不少信托公司在挑选交易对手、地域、产品设计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比如方正东亚信托，其在2013年以来所发行的政信类信托产品中，大部分均为苏北地区地方财政薄弱、频繁通过信托融资的地区，如盐城、镇江、徐州、连云港等。对此，前述方正东亚信托高层人士对记者表示：“我们很重视监管部门对我们的风险提示。我们公司会提高对政府政信审查标准，会更倾向于与更大的地方平台去合作，而且要有匹配的现金还款来源或者抵押很充足才会考虑。即使做县一级的项目，也会围绕百强县来做，这样风险还是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