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等学者解释说，房价背后存在复杂的社会再分配关系，特别是涉及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和政绩诉求。地方政府是否支持“限购令”，最大压力来源于土地、房产税及房地产业拉动的财政收入。

　　“如果韶关实行‘限购令’，当地房地产市场将会遭遇重创。”韶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坦言，“韶关市今年承担了１４０００多户居民棚户区改造任务，近２０亿元的改造资金缺口还需要市里通过土地出让等多渠道筹集解决。”

　　这位负责人分析说，从地方利益出发，选择“限价”的影响较小，但“限购”会直接减少成交量，土地就不好卖了，从而危及地方财政收入，担心地方经济“受不了”。

　　尽管一些地方政府不希望“入围”限购名单，但也在为能否完成年初提出的房价控制目标担忧。一些地方官员表示，当“限价”执行不力时，再推出“限购”也不迟，否则房价过高也会被上级部门约谈问责。

　　事实上，即便“入围”限购名单，也有部分地方在“暗度陈仓”。上海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说，即便在二、三线城市中率先“限购”的台州市，也是“限新房不限旧房，限市区不限郊区”。

　　与台州相比，浙江衢州市近日发布的“限购令”更宽松，由“限三”变为“限四”，即在衢州市区有３套及以上房子的本地人，才不允许在市区买房。

　　而此前执行限购政策的一些省会城市，也为自己留下“松绑空间”。像石家庄市，限购范围是除了正定新区之外的主城区，同时放开了户籍制度。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为了在满足限购规定的框架下，保证市场的基本成交量。”

　　百姓期盼：坚守限购“扩容”　借机“深度改革”

　　限购“扩容”箭在弦上却引而难发，凸显当下房地产市场调控的艰巨。在京、沪、穗等地，一些市民表示，限购“扩容”给楼市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调控信号，打破了一些开发商“调控接近尾声”的幻想，这样政府就可以利用目前房地产市场胶着相持的时间，抓紧研究和制定楼市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

　　“这需要住建部门加快明晰限购名单出台的时间表，不能有丝毫懈怠，防止限购政策进入疲劳期。”陈国强等学者表示，尽管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相比，二、三线城市限购在内容上、方式上会有所差别，但限购还是会有一定的效果。

　　“如果没有国家及时有效的监督，二、三线城市限购很容易流于形式。”不少市民认为，主管部门应强化监察职能，避免一些城市用变相手段弱化“限购令”政策，并对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房价上涨过快和保障房建设滞后的城市严格问责，限期改正。

　　“不可否认，如果仅仅推行限购政策，楼市调控只是修修补补，从长远来看反而会把房地产问题埋得更深。”广东房地产协会蔡穗声会长坦言，毕竟依赖于行政手段解决市场问题，犹如“按下葫芦浮起瓢”，只有一时之效。“必须借‘限购令’换取的调控时间，加大保障房建设，加快推动房产税、土地财政等一系列配套改革，积极寻求治本之道。”